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历史神圣”重建

文 | 瞿骏

在中国传统中，中国人相对缺乏“宗教神圣”，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历史的作用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历史如何叙述与君主统治的合道性（合法性是一个植根于西方语境的概念，在中国语境里合道性既包含合法性，又大于合法性）紧密相关；其二，历史不是如今人想象般有那种“纯然客观”的历史，而是负担着对人之善恶与事之对错进行“褒贬”的重大责任[1]，这种重大责任的典型反映就是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三，“秉笔直书”除了指记录实证意义上的历史“真相”外，更重要的是指通过“直书”来坚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大是大非，这种大是与大非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会暂时被破坏或转换，但在人心中它们依然能神圣而永固，否则在读书人看来就是“亡天下”的表现[2]。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三册）顾炎武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由中国传统的“历史神圣”返观今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论述面对种种以“真相”“客观”“细节”等为名的历史叙述的挑战时，该如何切实应对这些挑战。应对的方法，大概一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对手方的“真相”为假，“客观”为“主观”，“细节”为虚无；另一方面亦不能以直接忽略、鄙弃和无视的态度来消解对手方。以笔者浅见，真正的应对大概在从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传承中重新定位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起国人心中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的建立大致可落实在以下两个问题。

从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到大学公共课历史教学均以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笔者深深理解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奠基性作用，故并不在此讨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适用性。不过当我们讲近代中国发生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之时，总得去讨论“变化之前是何模样”即“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何模样。此正如王亚南指出：

从王亚南的洞见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要讨论明清时代的“封建社会”是何模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政治和经济还是社会和文化，即使只考察明清时代都会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历史线索和极其丰富的历史面相，中外学界也涌现出了诸多新成果与新解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教学如何与学界研究相对接？一方面不能也不可能照单全收，但另一方面，若仍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机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4]，则教学也会面对一些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若以一个用“专制”“腐朽”“黑暗”“缓慢”“迟滞”“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等词汇来定位的“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虽也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特点，但也可能就此陷入20世纪初年欧美列强把“中西之别”悄悄转换成“古今之别”的重大文化危机。在“古今之别”里，前述那些用来描述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中国”）的关键词背后其实隐立着另一些关键词，它们是用来定位（甚至歌颂）“西方”的[5]，比如“民主”“自由”“先进”“光明”“发展”“自由贸易”“开放进取”等等，若是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表述则为：“到了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6]

这一表述当然大致不错，但“落后”究竟是指什么方面的“落后”，若指的是中国各方面的“全盘落后”，进而以列强为现代，中国为古代；列强为文明，中国为野蛮；列强为先进，中国为迟滞，则“古今之别”无疑造成了列强与中国在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固化，且这种“固化”因古今的单一线性而不太能得到改变。王国斌就认为：

若我们能跳出“古今之别”的窠臼，转而以“中西之别”看中国“封建社会”，则所见会相当不同。因为在“中西之别”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书写可喻之为一个音乐家的传记，西方历史的书写可喻之为一个网球手的传记。网球手传记中记录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在音乐家传记中可能全无踪迹，但这并不妨碍音乐家传记里也有属于音乐天才自身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8]由此英、美、法的政治革命、列强近代工业革命和依次前推的宗教改革、大宪章颁行、文艺复兴等固然为西方历史的“进步”，却不必在中国历史中去强行一一对应，孜孜以求。明清时代自有其本身的“进步”，如疆域版图的扩大、人口的急速增长、多民族治理模式的完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海外贸易的发达等。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与目前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些表述做更深刻的结合，以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

这种重新认识建基于谈论中国历史的两个基本大前提——地方大与人口多。及至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中国的疆域范围达到巅峰，人口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两个基本前提造成了当时中国既享受着“大”的好处，也面对着众多“大”的难处。好处与难处的错综并存正是明清时代“封建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清时代“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基于郡县制的大一统集权。若无“大一统”和“权力集中”，则如此庞大国家的治理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但在郡县之下，中国广大基层社会又处于实际“自治”的状态，遂导致日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但正是这“一盘散沙”式的基层自治状态，保证了明清政府能以相对小的“制度成本”来处理一个大国需要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是“大有大的好处”。但对一个政府来说，以相对小的“制度成本”来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承平年代无太大问题，但如果遭遇严重天灾和对外战争，这个政府就会因其动员能力不足而难有大的表现，这是“大有大的难处”。[9]

第二，明清时代“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但自然经济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市场和贸易。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对外贸易全部顺差，中间虽然经过萧条，但到清前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市场组织、商品结构、运储条件均有改进。不仅有地方小市场，亦有区域大市场；不仅有中近距离的贩运贸易，亦有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贸易。[10]此种商贸的演进和疆域扩大与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效应都有密切关系，这是“大有大的好处”。不过当时虽有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贸易繁荣和商人实际地位的上升，但在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的观念里，仍以耕读传家为“本”，贸易商业毕竟为“末”。这常让中国人不太重视“富强”，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11]。与不重视“富强”相对照，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历朝历代均非常重视“民生”。在一个还没有“万国竞争”的时代里，不重富强而重民生实是一件好事，而非一件坏事。况且一个不太重视“富强”的国家却能创造出一个“康乾盛世”，其中的历史因果更值得深入探究。

《潞河督运图卷》局部/清乾隆时期，江萱绘

第三，明清时代“封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法、释诸家，以“天下”为基本架构，造就了一套既具有和平特征又极富包容性的中国文化，其以科举制为平台，一方面成就了“靖一国之思想，同一国之风气”的国内思想文化环境[12]，另一方面远播朝鲜、越南、日本等亚洲各国，在价值观输出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文化，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它对于一个以地方大、人口多为基本前提的国家的重大意义，这个重大意义就是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每个地方都那么的不一样，在那么多“不一样”的基础上，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出现的？正是依靠中国文化的包容和整合力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当年的“蛮夷”因文化的接受而变成了今日的“华夏”。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百多年来给中国文化加上了太多的“污名”，似乎这套文化已成我们前进的桎梏。其实正如钱穆所言：不要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否则即是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13]。

总之，中国的确是背负着沉甸甸的“过去”蹒跚地走进了近代，这沉甸甸的“过去”让我们“船大不易掉头”，饱尝艰辛和苦难。但在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正是这艘古老“大船”载着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因此对这些沉甸甸的“过去”大概要做重新审视。曾几何时，它们被称之为“历史包袱”，但即使是“包袱”，也不必一定全部“卸之而后快”，否则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传承就无从谈起。

何况在“历史神圣”的眼光下，沉甸甸的“过去”同时意味着祖先留下的丰厚财富，其完全能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富含“本土性”的思想资源，进而产生充沛的前进动力。因此如何在文明史传承的框架下带着“温情和敬意”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或是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下文要谈的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之问题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目前中学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公共课教学的框架下，中国文明进入近代的过程是一个由封建衰世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断“沉沦”的过程。由此大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衔接一方面是顺理成章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基本没有差别的。中学生对黑暗、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根深蒂固印象到了大学也依然如此，以致大学里虽然也讲“抗争”，但好像总是“屈辱性历史记忆”太多，“抗争性历史记忆”较少，“荣光性历史记忆”更无从谈起。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中国近代“沉沦”的连续性和其带给当时国人和今日国人的巨大屈辱感，这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其前半部分非常重要的面相。但另一方面，如何以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从中国人民持续不懈的“抗争”出发，充分阐释出由“抗争”带来的“荣光”，进而从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这大概需要一系列文章的细致讨论，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谈两点：一个是如何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另一个是如何从世界新秩序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

从第一个问题说，若判定中国近现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这个“半”字需要在教学中特别加以注意。“半”字在一个维度上意味着“主权丧失”，即“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14]。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半”字意味着在那个梁启超称之为“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里，中国从未完全沉沦为“直接殖民地”和“完全殖民地”，具体表述是“还有一定的主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15]。

其实不止是“尚有区别”！在世界范围内看，这是了不得的“荣光”。中国近代史“沉沦”到底的时刻一般判定为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教学中亦强调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直至资本—帝国主义“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16]。但若能有世界比较的眼光，则会发现在中国“沉沦”到底的时候，非洲90%的地区、亚洲56%的地区、美洲27%的地区以及澳洲全部，都已沦为列强的直接殖民地和完全殖民地[17]。而中国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却仍能保有相当一部分主权[18]。除中国外，同时期世界上能做到此点的仅有五个国家，即波斯、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和日本[19]。

清朝版图

进一步说，若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作为标准，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的诸多老大帝国如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都已维系不了旧日的版图，纷纷解散离析，土崩瓦解，昔日的荣光只能留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中国虽然在清朝灭亡后经过多次政权转移，但大体上保持了清朝旧有版图，并在此版图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大国崛起”。因此从“秋海棠”到“雄鸡”的中国版图变化并不能仅仅看作是割地赔款的“屈辱”。在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时代里，中国人全力抗争，苦苦坚持，正是这种抗争和坚持保留住了原本广大领土中的绝大部分，这难道不应当视之为一种“成功”？[20]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呢？这决定于笼罩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怎样的，因此就要讨论第二个问题——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近代中国之“沉沦”虽然具体表现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但最为可悲的“沉沦”却不在于此，而是表现在经过了自1840年起60多年被侵略的痛苦历程后，到20世纪初中国自身尤其是在一部分读书人中开始流行起“沉沦”不是列强侵略的结果，而是列强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为腐朽老迈之中国带入“文明”的论调，其基本内容说的是中国在60年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是因为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落后，由此推出了一个醒目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道理虽然醒目，却必须要加以仔细分梳，必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实然”的道理，即国家军事力量弱小，则输掉对外战争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必须要全力发展国防。但它不是一种“应然”的道理，即一个国家“落后”并不该“挨打”，也决不意味着原本落后的国家一旦强大了，就可以去侵略其他弱小国家。此正如朱执信所言“拿强力去拥护权利，就会与公理冲突，就会翻身转到‘强力就是公理’的地位”。[21]

可是在清末民初，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把“落后就要挨打”看成了“应然”的道理。他们想象的世界秩序与列强意欲强加于全球的世界秩序是“同构”的，具体表现在清末十年的读书人把世界之人种按照肤色分为白、黄、黑、棕、红等五色，认为日后世界将为白种人所统治，黄种人若奋起一博，尚有一线生机与白种人共存于地球，其余黑、棕、红等人种则在必然的“进化淘汰”之列，因此这些读书人常幻想能够占领“弱种”之国为殖民地，进而称霸全球，“郡县天下”。刘师培就对“醒后之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做过一番畅想。在他看来，中国版图要“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接着“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最后“宗主地球”！康有为则借《爱国歌》说道：“我速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纵横绝五洲兮，看黄龙旗之飞舞！”刘师培与康有为一个是革命党，一个是君宪派，无论在学术意见和政治立场上都极其对立，但在清末狂想中国如何“竞雄世界”上竟然如此相似。[22]

这种“民族帝国主义”式的世界秩序想象，清末就有人做反思，如杨度就希望“有优胜之国而无劣败之国”。[23]到五四时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有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概略言之表现在：对世界上所有受压迫阶级的一视同仁，对于列强瓜分世界，殖民掠夺的强烈谴责和对于世界弱小国家、民族的充满同情与休戚与共。它冲破了对己国十分“文明”却对他国无比野蛮的“文明等级论”，打造了一个各国平等互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若要回答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应先从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为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停留在“解释世界”，而是走向了真正的“改造世界”。

《杨度集》（全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目前中国近现代教学的挑战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的世界比较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的定位等，都需要重新去认真思考，仔细厘清。

从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的关系来说，大概已不宜简单地将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截然两分，视前者属于“近现代”，后者属于“中世纪”。这种过于线性、过于强调断裂的史观看似机械地符合了社会发展阶段论，但更可能因“古今”位置的固化而既扭曲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同时也看不清中国近现代史的真正走向。黎澍就指出：“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撞一百年之久，始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沦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是有伟大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24]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世界比较来说，研究者仍需要进一步扭转几十年来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实际研究中都过于看重“先进”欧美列强的局面，[25]转而重拾曾几何时我们曾认真研究过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他们的被殖民经验和反殖民经验。其被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研究得越清楚，对于讲清我们自己的“半殖民地”经验和抗争的历史就越有帮助。若无这一参照，一般就只能用马克思的宗主国“双重使命说”来解释殖民历史[26]，而这一解释的效力和深度目前颇让人生疑。

从中国近现代史在整个中国文明大历史中的定位来说，大概首先要明确传统是不死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7]。中国历史文化不仅能在现实中被借鉴和吸收，更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建构未来政治和社会图景的资源。其次则要努力在更长时段中考察中国近现代史，以使得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获得更厚重的背景和更长远的思考。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要讲清楚的两个大问题是：其一，如何在中国史的整体视野里培养具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常识的国民；其二，如何在中华文明传承和世界时空比较的双重维度里，回答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复兴。只有讲清楚这两个重大问题，新的历史神圣感才有可能凭借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顺利地建立起来。